北京的茶馆与茶园



　　 老戏《茶馆》让年轻一代领略了清末民初老北京茶馆的历史风貌，而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行记》等旧小说也让今天的读者知晓了什么叫花酒。

　　 茶馆也好，青楼也罢，甚至赌场，都是娱乐休闲场所，共和国甫一建立，全国上下要“低消费，高积累”，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，这些滋生人们欲望、分散大家注意力的场所，当然要被取缔。于是茶馆在北京几乎绝迹了，青楼、赌场之类当然更被扫荡殆尽，那是黄赌毒。

　　 改革开放、市场经济，搞活市场的前提是刺激消费。这一思路的转变，立时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多元起来，经济也步入一个良性发展循环中。人们从市场中赚到了钱，再通过消费还给市场。于是市场繁荣了，就业增加了，GDP也提高了，人们的欲望也增多了。

　　 我的一位朋友非常羡慕古代吃花酒的场景。我说，现在一些地方吃饭时让三陪小姐来陪，不就是吃花酒吗？朋友说，不尽然，现在只学到了些皮毛，花酒要有吹拉弹唱，是一种情与色的享受。听后，我默然，心里说，如今是信息化时代，凡事都讲究效率，三陪小姐能陪你唱歌就不错了。

　　 青楼如今销声匿迹了，但洗浴中心、色情发廊却在全国大行其道，其中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，暗中操持皮肉生意。民间曾一度传诵着“繁荣娼盛”的发展经验。娼与昌一字之差，可以窥见色情业在某些地方的重要程度。

　　 扯这些有些跑题了，青楼、赌场毕竟是藏污纳垢、消磨意志，易导人入歧途的场所，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和谐产业，当然要被禁止之列。

　　 茶馆这类的场所，却能怡情悦性，让大家休闲和放松，应该成为一种很有前途的产业发展起来。尤其当年北京茶楼的经营模式，曲艺、戏剧在茶楼中占有重要位置。品茶看戏，是一种很健康、文明的休闲娱乐方式。但是，这种方式在今天的北京没有发展起来。

　　 20世纪90年代，北京崛起了一批茶馆，是台湾的模式，像五福茶艺馆。场地不大，很私密、很幽静，但不是面向工薪层的。一壶茶上百元，客人们在这里看茶道、玩纸牌、下围棋、聊天、谈生意。但这类茶馆的消费不菲，少则百元，多则数百元，青年白领们热衷此道。

　　 先前那种戏园加茶馆的模式我称之为茶园，似乎只有前门外的老舍茶馆和什刹海新开张的明月楼是这种模式。京城其它地方，这种茶园形态几乎没有。有趣的是，这种茶园在天津却不显见，而且很火爆。天津的曲艺资源、戏剧资源比较丰厚，老百姓热衷此道的也大有人在。天津的曲艺茶园已成为津门一景，让真人京城人羡煞。

　　 虽然，都说天津的消费能力远逊于京城，但此类茶园却如鱼得水。想想，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。这不单是一个消费能力问题，很重要的这块市场要有人开拓。

　　 京城作为文化中心，演艺资源非常非富，剧场也多，演事亦盛，只是演出目标不是定位老百姓的。像布莱曼的演唱会场地票定价2600元，音乐剧《猫》、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最低票价也是300多元，最高近2000元，高高在上的票价令普通百姓望而却步。

　　 北京的中年百姓们只能选择踢毽子、扭秧歌、看电视，年轻人则选择蹦迪、泡吧、郊游。

记得和一位票务公司的业务人员聊天，问及为什么曲艺类的演出票价虽低，却不十分火爆。他说，一是现在没有多少人喜欢，二是这类演出票不好拿出去送人。

　　 对于他的第一种说法，我不以为然，曲艺这种表演形式，发端于民间，为民间所喜闻乐见，所谓不喜欢，是因为年轻观众接受这类艺术样式，多从电视广播中获得，这和现场直接感受有天壤之别。这么多年来，曲艺团体受制于演出阵地的限制，开拓培育年轻观众的工作不扎实，使得曲艺这种本是来自民间的艺术样式对今天的年轻一族而言，反而陌生起来。

　　 所幸的时，现在京城的艺人们正在做着回归剧场与茶园的努力。而且效果较好。从东城文化馆的相声俱乐部到明月楼的开张，以及潘家园地区的天桥乐茶园的相声大会，都可以窥见艺人们的良苦用心和坚强努力。

　　 尤其在天桥乐茶园，见识了当今相声圈里柳活名角郭德纲的精彩演出，领略了原汁原味的曲艺艺术，才知道什么叫地道的相声。

　　 边品茶边欣赏一流的传统段子，笑声不断，掌声雷动，再加上郭德纲对观众的厚爱之情，一下午时间在轻松愉快中度过，烦恼劳顿全消，真是很好的休闲方式。

　　 当然这只是个开端，茶园形式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希望越来越多的曲艺茶园红火起来，再过若干年后，甚至十几年后，北京曲艺茶园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。